上海文化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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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的前世今生

——孙逊馆员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演讲

2013年11月20日   12:12-思想者·连载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孙逊

  思想者小传

    孙逊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上海卷》主编。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小说和域外汉文小说研究,同时从事都市文化研究,发表有《上海文化: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先行者》、《江南都市文化:历史生成与当代视野》、《在中国,为什么要研究都市文化》、《都市文化研究:世界视野与当代意义》等有关都市文化研究的论文。

    

    在中国地域文化谱系中,上海文化可以说是最为“另类”的一支。这是因为上海文化是中国地域文化中融入异质文化最多的一种文化形态。

    这种异质文化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以欧美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二是因商业都会而盛行的商业文化;前者和中国固有的本土文化有着质的区别,后者和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大相异趣,因而使上海文化形成了和中国传统文化迥然不同的特点,成为中国地域文化谱系中最具现代性的一支。

    当然,尽管近代上海文化有着上述“另类”特点,但它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内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和母体依然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特别是古代上海文化,更是中国地域文化谱系中早期的吴越文化和后来的江南文化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回顾上海文化的前世今生,不仅是全面了解和研究我国地域文化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思考当代城市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观照点,极具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古代上海文化的历史源流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代的吴越文化是上海文化的始源,那么秦以后在此基础上诞生的江南文化则是上海文化的近源。吴越地区的先民比较强悍。但到明清时代,江南文化已以“柔”为主要特征

    

    上海地处吴越之间。上海古代文化是吴越文化的一部分。吴越在地域上互为近邻,在族属上又同属古越族即“百越”族群,一为句吴,一为于越。他们“同气共俗”、“同俗并土”,有着许多相同和相近的文化特征,因而在中国早期区域文化版图上常常以“吴越文化”并称。

    吴越文化的兴盛发端于两国都城的兴建。大约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登位后问策于伍子胥:“安君治民,其术奈何? ”伍子胥回答:“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于是,伍子胥受命“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四十七里”,是为“阖闾大城”。无独有偶。在此后不久,越国国君勾践在吴国服役三年以后回国,首先想到的也是“筑城立郭”。他根据范蠡“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的建议,把都城从山区迁到平原地区,筑“山阴大城”,“周二十七里七十二步”。王国维先生讲:“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都城从来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政治与文化的集中体现。吴越两国都城的兴建,使吴越文化有了一个集聚的载体和中心,并进而影响和辐射到周边地区。

    现在有研究者提出“春申文化”的概念,认为它才是上海文化的源头。其实“春申文化”的代表人物春申君(名黄歇,春申君为其封号)为楚国人,他因封地而与上海结缘。这只能说明,上海所属的吴越地区很早就融入了楚文化的因子。今天上海的很多别称(诸如申、春申等)虽然和这位春申君有关,但春申君在世时,上海岗身以东还未成陆,黄浦江还没有出现。将黄浦江称作黄歇浦、申江、春申江,恐都是后人的附会。因而在中国早期地域文化版图中,并没有形成和吴越文化、楚文化并列的一种叫“春申文化”的独立文化形态。上海文化的源头,还是应以区域所属的吴越文化为宜。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代的吴越文化是上海文化的始源,那么秦以后在吴越文化基础上诞生的江南文化则是上海文化的近源。从魏晋时期特别是东晋时期开始,至明清时期,江南文化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期。在这一时期中,有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口迁徙对江南文化的发展影响甚巨:一是晋室的南迁,二是宋王朝的南渡。

    中国自夏朝以后,政治文化中心始终是在黄河流域和渭水流域之间变动。公元317年,西晋灭亡,在建康(今南京市)建立了东晋王朝。虽然此前三国时期的吴国已在此建都,但那时汉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依然在北方的曹魏政权,所以此次晋室南迁,是第一次把汉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迁至南方。此后的200多年,不管北方政局如何动荡,建康始终是南朝统治的中心。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这次南迁,大量北方的士族大家迁至江南,所谓“洛京颠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这些人有地位、有资财、有文化。他们融入江南后对江南文化的影响不言而喻。其中最有标志性的文化事件,便是永和九年(353年)发生在兰亭的修禊。这次聚会所留下的诗、序、书和聚会本身,不仅定格了江南文化的高度也成为中国文化的永恒。

    相比于晋室南迁,公元1127年的宋王朝南渡对江南文化的影响更大。本来,经过隋唐和北宋时期的发展,中国的经济重心已逐步南移;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市)后,则完成了政治、经济重心的全面南移。此后一直到明清两代,经济的繁荣,城市的兴盛,为江南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不仅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峰,而且作为传统雅文学的诗文也发生了一系列新变;绘画领域流派纷呈,江南音乐特色鲜明,地方戏曲百花争艳;商品经济下快速的生活节奏和对生活品质的讲究,养成了江南人勤快的生活习性和对精致生活的追求;江南园林和民居的粉墙黛瓦加上小桥流水,则构成了视觉上最典型的江南意象……古代上海以及它今天所辖的松江、嘉定等地,本身就是江南的重要府县,其文化自然和江南文化表现了高度的同质和一致。

    通常认为,吴越地区的先民比较强悍,是个“蛮夷之地”。但到明清时代,江南文化已以“柔”为主要特征,其间嬗变耐人寻味。究其原因,和晋室南迁与宋王朝南渡不无关系:前者带来了中原文化的洗礼,把北方士族好清谈、喜文学的风气带到了江南地区;后者更把从宋王朝开始的尚文传统植入江南,加之宋以后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城市的兴盛和社会的安定,为尚文传统扎根于江南提供了适合的土壤和温床。因而当年吴越地区的“蛮夷荒凉之邦”,变成了后来江南的“温柔富贵之乡”;吴越先民的“好剑”、“轻死”,也至此变成了江南民风的“尚文”、“竞奢”。这是一个缓慢的渐变过程。这个过程进入到近代,又在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中,从中破茧而出一种新的既植有母体基因、又带有多种异质的文化,即近代上海文化。

    近代上海文化的特质

    近代上海在很多方面都是全国得风气之先、开风气之先者。大至社会思潮,小至日常生活,包括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文化艺术、饮食服饰、娱乐风俗等,上海文化都表现了勇于更新创新、喜欢标新立异的特点

    

    如果归纳一下近代上海文化的特质,主要可以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趋时求新。近代上海在很多方面都是全国得风气之先、开风气之先者。大至社会思潮,小至日常生活,包括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文化艺术、饮食服饰、娱乐风俗等,上海文化都表现了勇于更新创新、喜欢标新立异的特点。

    自开埠以后,上海迅速成为我国近现代先进思想文化的发源地和集散地。各种新思想、新学说、新知识和新名词通过上海这个窗口被介绍进来,并得以在全国广泛传播和普及。其中对中国社会产生最深刻影响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传播的重镇之一就是上海。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可以追溯至清末。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编译的《西国近事汇编》最早介绍欧洲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到《万国公报》把欧美流行的社会主义学说连同基督教教义一并介绍给中国读者;从上海多家书局相继出版中国留日学生翻译的社会主义书籍,到1920年《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在上海出版;从1915年 《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办,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再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上海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重镇。不仅新思想的传播如此,在文化上,国内各种新型文化事业和产业也大多发轫于上海。

    二是中西交融。近代上海作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伴随着商贾的频繁往来,各种外来文化也相继登岸。其中,特别是价值观念、器物技艺和生活方式等西方文明的进入,不仅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最洋气的城市,也使上海文化成为中国地域文化谱系中开放和包容度最大的文化。

    为上海文化上述特点作注的一个典型案例,是作为国剧的京剧,也植入了西方文化的元素。这主要表现在海派京剧为了吸引观众,大胆改革京剧传统程式。这种创新不仅搬用了西洋机关布景,追求新奇的舞台艺术效果,而且借鉴了西洋音乐的和声原理和多声部演唱的法则,使京剧唱腔变得丰富而富有变化。

    市民生活层面也是一样。如市民日常生活,上海市民是最先接触西方物质文明的群体。从煤气灯到电灯,从马车到汽车,从电报到电话,从自来水到现代卫生设备;从流行马戏、影戏,到跑狗、赛马、跳舞;从中装旗袍和西装革履竞美,到饮食上讲究品质,融合中餐和西餐、本帮菜和外地菜精华;既盛行西式文明婚礼,有诸如证婚、主婚、致辞、筵宴等仪式,又有传统的婚礼,有诸如放定、纳彩、迎娶、拜堂等仪式……凡此等等,都体现了上海文化中西交融的特点已经渗透到这座城市的骨髓和肌理。

    三是商业意识。上海是座近代崛起的商业都会,近代商业意识深深浸染着文化的各个方面。早期海派绘画“以生计所迫,不得不稍投时好,以博润资”,数语道破了其商业性特点。其实不独绘画如此,其他领域和行业也无不把文化作为一种商业行为来策划运作,因而使上海文化深深烙上了商业的印记。

    以小说创作和出版发行为例。在古代,小说创作和刊刻大都是作者个人行为,并不以营利为目的;明代中叶以后,随着早期商品经济的活跃,书坊主的介入使小说创作和刊刻有了明确的商业意识和动机,但此时尚未形成正式的机制。近代以降,以上海为大本营的报纸副刊和文艺期刊多以小说招徕读者。它以稿酬为润滑剂,在编辑、作者、出版者、读者之间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商业运作机制。这是一套互动和多赢的机制,它使小说带有了商品的性质。而这套机制中两个最重要的环节,向社会公开征求小说和承诺稿酬,都发生在上海。上海作为一座商业都会,率先把原来为个人目的而写作的文化作品转化为商品,商业意识对上海社会文化生活的浸淫由此可见一斑。

    四是市民趣味。除去上述特点之外,市民趣味是近代上海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所谓市民趣味,即指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但由于市民的构成本身就比较复杂,因而很难用一杆标尺来衡量。一般理解它包括诸如鲜艳、明快、华丽、雅俗共赏等审美特征。以海上画派为例。以“三任(任熊、任薰、任颐)”为代表的早期画家,其绘画题材多取自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和民俗生活。这些作品大量使用谐音、暗喻等手法,以表现趋吉避凶、多子多福、加官晋爵、美色延年等主题,加上设色明丽、线条柔媚、造型生动、画面绚烂,既赏心悦目,又能讨口彩。由此,既满足了广大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画家也因此得以在经济上自立。

    除此之外,包括海派京剧在内的各种地方戏曲、曲艺,以及近代上海新兴的时尚娱乐方式(如电影、马戏、魔术、跑马等),也都因为符合市民追求新奇、时尚和感官刺激的审美趣味,在上海各领风骚,大行其道。

    当代上海文化的历史使命

    如何制定更有吸引力的政策,引入文化建设的多元主体,使上海在吸引国内外人才上有不俗的表现,使各类文化人才在上海都能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这将是未来上海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关键所在

    

    时代发展到今天,重振上海文化的雄风又历史地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

    我们先看国家有关上海和长三角发展的战略定位。对上海的定位是我们常讲的“一个龙头、四个中心”。一个龙头,即长三角的龙头;四个中心,即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对长三角的定位,见之于《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提出,要把长江三角洲地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把这两个定位概括在一起,意味着上海不仅自身要建成为与一个龙头、四个中心相匹配的国际大都市,而且还要引领长三角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当前长三角建成为世界级都市群的主要障碍,可能在于多元行政主体的利益博弈。这种利益博弈集中表现为经济上的以邻为壑和同质竞争,并不符合《意见》中所提出的“和谐发展”、“一体化发展”的要求,但一时又难以完全避免。而长三角建成世界级都市群的有利条件,恰恰在于文化的纽带和粘合作用,即历史上同属吴越文化和江南文化,近代上海文化崛起后又辐射和引领了整个江南文化的近代化。因此,当代上海不仅要把自身建设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而且要引领整个江南文化在世界级都市群建设中发挥纽带和粘合作用。这是当代上海文化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为此,我们今天需要作以下三个方面的努力:

    第一,重展“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历史上,上海作为一座移民城市,汇聚了世界和全国各地的人才和资本,使上海充满了发展的活力。建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上海逐步实行了户口控制政策。由于当时存在人口老化和单一化问题,一般职工都适用退休顶替政策。除了少量大学生毕业分配工作,外来人口基本上不能进入上海,以至于上海户籍的“含金量”不断走高,上海人充满了天生的优越感,胸怀变得日益狭隘和封闭。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实行人才高地战略,向国内外高端人才敞开胸怀,正成为更高层次的移民城市。如果要适应这一时代大势,要求我们必须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要具备“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以真诚的态度欢迎“新上海人”的不断加盟,并和长三角地区共同发展,共享国家改革开放的红利。

    第二,凸显“敢为天下先”的探求精神。

    历史上的上海,趋时求新,敢为天下先,创造了诸多的全国第一;也曾使许多人在这里实现了他们的梦想,虽然很多梦想不无冒险成分,甚至可能是以罪恶的渊薮为代价的。但时至今日,上海明显缺乏一种冒险精神。上海人讲诚信、重契约、守规范,这是好的,是上海传统职场道德意识的体现。但职场道德和冒险精神并不是一种对立关系,而是上海今天要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科学发展先行者不可或缺的两翼。缺了其中任何一翼都是飞不起来的。今天,无论是“自贸区”的试验,还是改革开放在其他领域的实践,都需要我们放开手脚,以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努力推进。

    第三,为上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文化大码头”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

    历史上的上海,曾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化大码头”。举凡文化的方方面面,画画、演戏、唱歌、跳舞、写作、说书、展览、杂耍,无不要到上海来走一走、看一看,先在上海蹿红,然后走向全国。可是今天,上海虽然也有很多展览演出,但相比当年的创造和贡献,这座“文化码头”冷清了不少。上海还是有自己的优势的,尤其是在对外开放、中外交流上。如何制定更有吸引力的政策,引入文化建设的多元主体,使上海在吸引国内外人才上有不俗的表现,使各类文化人才在上海都能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这将是未来上海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关键所在。 (感谢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上海戏剧学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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