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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贝姆:辨明中国增长的未来

2011年6月11日   09:09-新财经周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陆绮雯

  本报记者 陆绮雯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新十年的起点。浦东金融服务局局长施海宁在与媒体的几次对话中强调:“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正处于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的关键节点”。国际金融中心如何与经济实体互动、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实体,金融创新是关键。而人才又是金融创新中最重要的内容,站在关键节点,上海需要一大批最了解国际金融发展史,对金融创新的风险有判断,知道金融风险一旦产生该怎样控制的人才……

    6月,一堂“公开课”吸引着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人——浦东国际金融交流研究中心与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合作的高级金融培训项目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未来”将于6月14-15日开班,任课老师是哥伦比亚商学院金融和经济专业实践教授、伯恩斯坦学术主任大卫·贝姆(David Beim)。

    贝姆教授被认为是典型的 “既通晓惯例又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专家,他于1963年作为优等毕业生获得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之后继续求学于牛津大学,获得罗兹奖学金,1966年获得政治学哲学硕士学位。之后的25年时间,他在投资银行界收获了丰富的从业经验,曾在多家知名金融机构担任要职,其中包括第一波士顿公司项目金融业务主管、美国进出口银行执行副总裁、美国信孚银行执行副总裁以及美国著名封闭式基金德威公司董事总经理等。他于1989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兼职教授,1991年后成为全职教授,主讲专业实践,他的教学领域包括企业财务、国际银行业以及新兴的金融市场。2000年,大卫·贝姆教授与查尔斯·卡洛米斯教授共同出版了一本教科书——《新兴的金融市场》。他在从事咨询项目期间撰写了大量关于银行业和金融的文章,其中包括“银行贷款价格的决定因素”(1996),“什么触发了银行业危机?”(2001),“日本的内债”(2002),以及“银行的股权资本成本”(2003)。与此同时,贝姆教授仍兼任美林证券公司旗下一系列共有基金的董事职位。

    在开课之前,记者得到了采访大卫·贝姆教授的机会,有幸与他聊聊他那篇著名的 《中国增长的未来》。

两位数高增长告一段落

    《中国增长的未来》一文之所以受到很大的关注是因为大卫·贝姆教授在文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可能无法持续。

    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述,多年来,中国经济跨越了一个又一个的里程碑: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头号出口国和全球领先的制造大国……一切均基于惊人的GDP增速。但是眼下,中国可能要与减速作斗争了,中国正在紧缩过去几年放出的流动性。而这不可避免地会波及中国股市,令中国股市在投资者眼中不如几年前那样具有吸引力。

    高速增长的国家何时会放缓经济增长?

    投资银行家出身的大卫·贝姆教授认为,三种情况下,高速增长会放缓。第一,当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第二,当货币被严重低估时;第三,当国家面临持续通胀时。

    中国超级增长的黄金阶段是否真的将告一段落了呢?

    大卫·贝姆以日韩为例,说明一些国家过去经历了高速增长阶段,但这样的增速迟早会放缓。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日本经历过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时期,但后来增长逐渐放缓,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增长率下滑到5%-7%。在贝姆看来,银行的“大量超额贷款”人为推高了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也造成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泡沫。当时日经综合指数几乎触及40000点,而20多年后的今天,日经指数已跌至10000点下方。韩国也走过类似的发展历程。

    贝姆教授表示,中国的增长与日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此必须警惕泡沫风险。他尖锐地指出,“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由金融过剩所人为支撑的……这一过程持续得越久,经济下滑所带来的痛苦可能越深”。

    根据贝姆教授的研究,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从1980年占GDP的29%上升至2010年的42%,这足以说明,中国长达30年年均10%的增长与投资拉动息息相关。而且这些投入的资金中有相当部分是国有商业银行给国有企业的贷款,这也是导致投资效率无法持续提高的原因之一。他坚持认为,如果投资没有足够的回报,等同于摧毁价值。公开课上,贝姆教授也将用通用汽车在1992年-2002年间的增长实例来说明这一观点。

    回报是在减少,但路径依赖和投资仍有回报使得我们难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去促动理想中的转变——拉动消费。说起来都很明白,持续投资无疑会抑制消费增长,但身处投资拉动型繁荣之中,实在是欲罢不能。许多国家都走得太远,走得太快,以至于很难在不减速的情况下完成转向。

投资拉动转向消费繁荣

    转换驱动模式、刺激国内消费是中国经济的必然选择。那么,国内消费是否能推动中国增长?答案是肯定的,虽然消费增长需要一个过程。贝姆教授直言不讳:用国内消费拉动中国增长是目前最佳的战略选择。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金融学教授佩蒂斯也是中国问题专家,他提供了这样一份研究数据,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从2000年占比GDP的46%下降至现在的36%。而眼下更严峻的问题可能是高企的通货膨胀。徘徊在5%左右的通胀率,食品、能源价格的上涨,让所有政策选择都变得艰难。再者就是与之相关的涨薪潮,人口红利越来越薄,中国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将要或者已经被印尼、越南等对手赶超。总结的话,佩蒂斯与贝姆的看法颇为一致,两位数增长的日子将告一段落。

    事实上,告别两位数增长也是中国经济一种自觉的调整。我们可以看到,“十二五规划”中,维持物价稳定和促进国内消费是重中之重的任务。不少国外专家也都注意到,这个五年计划与上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大不同——经济增长的目标不仅调低了,而且淡化了。中国把年均增长目标从7.5%降至7%。增长很重要,但增长的含金量更重要。中国的领导层认识到,在明显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实现7%的增长并非易事。

    在贝姆教授看来,中国的增长转向由消费拉动,这预示着工资水平会大幅增长,但更高的工资水平将很快影响低成本的出口模式,“最坏的状况是,增长可能会停滞,直至转型至另一种增长模式”。

    至于在转型过程中,通货膨胀能否被 “关进笼子”,贝姆教授认为,中国的通胀一部分是由食品价格所驱动的,而使用价格控制的方法来治理通胀效果无法长久。他表示,这次的公开课上,他会带来“伊塔乌银行和雷亚尔计划”的案例,让大家了解巴西是如何缓解持续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超级通胀的,你可能不知道,在1993年的时候巴西的通胀达到了2500%的天文数字。为什么巴西会遭遇恶性通货膨胀?政府是如何处理的?为什么货币政策会是解决方法?贝姆教授会逐一解答。此外,冰岛2002年-2008年期间控制通胀的例子也将带来借鉴。

    总之,不管是两位数的增长还是一位数的增长,贝姆始终认为,中国的加速或者减速都会撼动世界。从长远角度来看,这种减速对中国未必不是件好事。正如贝姆所言:“并非所有的增长都是好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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